美国多家智库和媒体联合开展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社会在伊朗问题上正形成明显的反战共识。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目标实施联合空袭后，59%的受访者反对继续军事行动，仅27%认为政府已穷尽外交手段。路透社同期的在线调查印证了该趋势——43%民众直接反对袭击伊朗，反对阵营已突破半数。 民调数据反映出三个核心问题：首先，59%受访者坚持"外交优先"，这反映出美国社会在经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后产生的明显"战争疲劳"。其次，60%民众质疑政府缺乏系统性的伊朗问题解决方案，认为决策存在短视。第三，62%受访者强调军事行动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这一比例远超支持总统单边决策的群体，显示国会的制衡作用在强化。 这种民意格局有其历史背景。自1970年代《战争权力法案》颁布以来，美国总统与国会在对外用兵权上的分歧从未停止。2011年奥巴马政府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时，就因未获国会明确授权引发宪法争议。此次调查中强调"国会权限"的受访者比例创下近十年新高，既是对历史教训的回应，也反映出民众对权力制衡的重视。 持续走低的军事支持率将直接影响政策成本。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高级顾问菲利普·戈登指出，反对声音超过55%时，任何重大军事决策都将面临立法程序延迟和军费拨款困难。目前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已多次就中东政策召开听证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也表示将严审有关预算。 面对民意压力，政府可能采取三种应对方式：加快重启伊核问题多边会谈、向海湾地区增派外交特使、向国会提交阶段性安全评估报告。不过布鲁金斯学会中东问题专家苏珊娜·马洛尼警告，若空袭导致伊朗报复升级，行政与立法机关政策调整空间都将大幅收缩。
民意虽然不是唯一的政治制约因素，但却是制约权力的第一道防线。美国民众对伊朗政策的态度既反映了对战争风险的理性判断，也说明了对民主制度和权力制衡的坚守。在这个民意基础上，国会的制约作用将继续强化，任何军事决策都必须接受更严格的民主程序审视。这种多层次的制约机制虽然无法完全阻止战争，但足以让军事升级来得更晚、成本更高、过程更困难，从而为外交解决留出更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