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上升、科技革命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正在从传统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转换。
如何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提升发展质量，如何在产业转型中稳定就业与收入预期，如何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成为“十五五”前后必须回答的关键课题。
论坛与会专家普遍认为，面向未来，应在结构调整中更突出“以人为本”的政策取向，把公共支出、制度供给和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对准人的能力提升、收入改善与安全预期，从而夯实国内大循环根基。
原因：一方面，新技术尤其是智能化应用正在重塑生产方式与要素需求结构。
专家指出，伴随生产率跃升，资本投入与研发强度上升，对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而对简单劳动的需求相对收缩。
在这一变化下，现有税制与激励体系在支持再投资、鼓励研发和吸引高端人才方面仍存在适配空间。
另一方面，分税制改革运行多年后，部分地区出现“事权与支出责任偏重、财力相对不足”的结构性矛盾，地方在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领域承担较大压力，挤占了用于培育新动能、改善营商环境和推进产业升级的资源。
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率与主要发达经济体及部分中等收入经济体相比仍处偏低水平，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受到收入分配结构、公共服务供给、预期稳定性等多重因素影响，内需潜力尚未充分释放。
影响：上述矛盾如不及时疏解，可能带来三方面连锁效应：其一，产业升级所需的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积累与创新生态建设难以形成稳定的资金来源，影响新质生产力培育速度；其二，地方财政压力若持续偏高，公共服务供给与民生保障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进而影响居民预期与消费倾向；其三，要素市场化程度不均衡会抬高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制约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投资活力，影响经济运行的活力与韧性。
专家强调，在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越需要通过制度改革与政策优化把内生动力做强，把结构性问题化解在发展中。
对策：围绕“投资于人”和财税改革，与会专家提出多项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思路。
其一，完善税收激励与人才政策，更好适应技术变革下的要素需求变化。
有观点建议，对企业税后利润用于再投资、研发与人才投入的部分，可研究更具导向性的政策安排；同时优化个人所得税制度，提升对高技能人才的吸引力，引导资本更多流向创新与先进制造领域，形成“技术进步—产业升级—高质量就业”的良性循环。
其二，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央地财政关系。
专家认为，应推动中央在社会保障、养老、医疗、教育等更具公共性、全国统筹属性的支出上承担更大责任，减轻地方在基本民生领域的支出压力，增强地方用于稳增长、促转型、补短板的财力空间。
其三，以提升居民消费率为重要抓手，形成扩内需的制度合力。
论坛研判认为，提高消费率不仅是短期刺激问题，更是中长期结构优化问题，需要把惠民生和促消费统筹起来，把“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更紧密结合，通过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完善社会保障、优化公共服务供给等方式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
其四，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并强化分配功能。
有观点提出，当前商品市场较为成熟，而要素市场仍存在堵点，应围绕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关键要素完善规则体系与流通机制，推动“多劳者多得”与“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更好落地，让创新回报更可预期、技能提升更有动力，从分配端促进消费端扩容。
前景：综合专家观点，“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工作将更强调系统集成与政策协同：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线，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改善民生与增强预期为支撑。
对广州及粤港澳大湾区而言，论坛建议的“投资于人”、财税体制优化、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方向，既契合城市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的现实需求，也有利于在更高水平开放条件下集聚人才、资本与创新资源。
随着相关改革举措落地见效，居民消费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将更紧密，地方发展空间与治理能力也将得到强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稳固的制度保障。
从财税改革到消费升级，从要素市场化到收入分配创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核心任务是实现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从物质积累向人力资本积累的转变。
这一转变不是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深层的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的系统性创新。
正如与会专家所强调的，"投资于人"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增长动力，更是实现共同繁荣、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之道。
在骤变的时代背景下，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提升人力资本、完善社会保障、激活消费潜力，才能确保中国经济行稳致远，在国际竞争中保持可持续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