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世纪中叶，唐代刑部侍郎严挺之府邸发生一起血案——八岁幼子严武趁父妾英氏熟睡时，用铁锥击打其头部致死。更令人错愕的是，这位日后官至剑南节度使、并与杜甫交好的官宦子弟，不仅未受追究，反而得到父亲“真严挺之子”的称许。此事也因此成为观察唐代妻妾制度的一则典型个案。 从法律层面看，《唐律疏议》写明“妾通卖买，等数相悬”，事实上将妾室视作可交易之物。对杀妾的处罚也相对轻微：杀害无子妾室仅处徒刑一年；若妾室已生育，则按“殴死期亲尊长之妾”等条款比附处置。这种法律取向在现实中深入放大了权势的遮蔽效应，权贵家中涉杀妾案件往往能通过关系运作淡化处理。严挺之身为三品官，其子杀害家妾最终以“戏杀”之名被轻轻带过，正是例证。 深入来看，此案折射出三层结构性问题：其一，礼法强调“毋以妾为妻”，并通过法律将妻妾差等固定下来；其二，士大夫阶层虽常见“宠妾灭妻”，但嫡庶秩序依旧不可撼动，矛盾被压在家内而非进入公共裁断；其三，妾室处在“半人半物”的尴尬位置，生命权常被家族伦理与名分秩序压过。严武成年后又杀害私奔的军使之女，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种压迫并非个案，而是一种持续的制度环境。 有学者指出，唐代妻妾制度本质上服务于宗法体系的稳定。《太平广记》记载严武临终前有“冤魂索命”的幻觉，虽带志怪笔法，却也反映出当时社会对制度阴影的某种心理回响。对照同一时期《唐律》对杀妻者施以“斩刑”的严厉规定，妻与妾在法律保护上的巨大落差，更显残酷。
历史的意义，常在于提醒今天的人：当一个群体被定义为“可交易”“可替代”，其生命就可能在某一刻被轻易抹去；重读旧案，不是为了复述血腥，而是为了守住文明的底线——让法律确认每个人的尊严，让制度约束权力的任性，让社会共识拒绝以身份为由的歧视，并反对将暴力合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