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全国人大广东代表团在小组会上审议“两高”报告，现场有个细节挺抓人：大家休息的时候，中国工程院院士、鹏城实验室的高文把一个牛皮纸袋递给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他说这里面装的是代表们提的建议，还有他们调研时的支撑材料。会后高文跟记者聊，他这一年特别在意怎么建立容错机制，让企业失败后还有翻身的机会。 高文觉得现在的投资机构太看重短期业绩了，风险全压在企业身上，逼得它们不敢搞研发，这跟搞创新的规律完全不一样。他觉得风险投资根本不需要追求百分之百成功，只要少数几个项目赚大钱就行。现在的条款都太严了，特别是国有资本最受不了风险，留给创业者的容错空间太小。 调研中他发现地方国有资本占比很高，为了保住钱，往往会签对赌协议和回购条款。比如要求企业五年内上市，或者销售额达标。要是达不成目标，就得把投资者的股份买回去还得付利息。高文觉得保护资金安全是必须的，但创业者要是真失败了，制度得留条活路别让他们一蹶不振。一旦目标没完成，创业者拿不出那么多钱回购股份；投资者又怕企业破产收不回本钱。结果就是公司成了僵尸企业，创业者也被死死困住没法再创业。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田轩也觉得创新就得有宽容失败的环境。得完善投资评价机制，比如搞个三到五年甚至更久的考核体系；把项目“打包评价”来平滑波动；建立科学的容错机制，让钱更多流向“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项目。 高文建议法律得体现包容支持的态度，把太苛刻的条款给限制住。比如在公司法里引入可转换优先股机制，让有限公司能通过章程设优先股权；还得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建个高容错的机制。统筹设立国家级股权投资基金专门支持初创科技企业；同时还要保护好知识产权技术投资人的利益。大家都要一起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