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欣在文章里抛出一个问题：为啥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保留了修志这门千年的老行当？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也是第三轮修志试点全面铺开的时候，大家都挺重视这件事。我们正好站在这轮修志大踏步往前走的节骨眼上，得好好琢磨琢磨：世界上那么多古老文明，为啥偏偏是中国把修志这事儿坚持下来了？梁启超老先生当年就说过，最古老的历史其实就是方志。中国的方志起点早、时间长、记的细、体系全，在全世界的文献里都找不到第二个。咱们回头看看历史，中国的地方志最早从先秦说起，到汉魏基本成型，唐宋成熟了，明清鼎盛，到了现在又复兴了，最后凑成了独一无二的修志家谱。再看看其他国家，古希腊有城邦记录，古罗马有地理著作，近代西方各国也有地方记述。受咱们中华文明影响，日本、朝鲜这些地方虽然也搞类似的文献，大多是照着葫芦画瓢，却没能搞成那种全国统一、由官府主导、能长期稳定下来的一套制度和传统。这种差别主要是因为治理方式不一样。 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里，历朝历代的中央朝廷都把修志当成治理国家、统管四方的重要招数。秦朝搞郡县制以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清清楚楚、有秩序地运转起来了。东晋的时候成都有个叫常璩的人写了《华阳国志》，就是这一时期成型的早期方志代表作；隋唐一统江山后，地图和地方志成了朝廷管地方的重要依据；宋元以后方志的写法越来越成熟，官方修书的局面基本形成；明清两代朝廷多次下圣旨让修志，定下规矩“凡是有郡的地方必须有志书”，把修志当成国家制度来执行，让省、府、州、县全都覆盖到了。这样一来，方志就真成了维系国家统一、记地理历史的官方文献，一直传到了今天都没断过。 对于这一点，搞方志研究的大家早就达成了共识：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书写方式。清代的章学诚就说过，方志就是当地的全史。谭其骧、来新夏、仓修良还有王家范这些知名学者也都明确讲过，从古至今在全球范围内就只有中国形成了这么一套体例严整、官方一直修不停、一脉相承的修志传统。英国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也写道：“中国历代编的地方志记述的范围那么广、体系那么完备，全世界都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中国能把修志这门老传统保留千年这事儿早就成了中外学界公认的事实了。 其实支撑地方志传了这么久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和长期稳定的行政体制。秦朝统一天下后推行郡县制，中央管地方层级分明、不乱套。行政区划改来改去不容易变、行政体系也一直正常运作，这就给修志提供了稳定的记录空间和制度靠山。朝廷要治理天下就得了解疆域、人口、赋税、物产、民风、山川这些情况；地方官员管一方事儿也得搞清楚当地的历史沿革、老百姓的情绪还有治理得好不好。方志就是在这种治理需求里慢慢发展壮大的，成了帮国家治理、帮地方做事的重要书。 除了国家制度的保障之外，“资治、存史、教化”的文化传统也是让地方志千年不衰的重要原因。著名的方志学家来新夏在他的《方志学概论》里提出来过：方志有三种功能——提供治理参考、保存历史证据、教化老百姓。在中华文明很长时间的演变过程里，地方志的记录总是跟治理实践、道德教化紧紧绑在一起的。形成了“用历史来帮着制定政策、用文化来教化人”的好传统。从一开始就把服务治理、留下证据、教育乡里这几个作用都包圆了。这既符合国家治理的需要，又深深扎根在当地的文化土壤里所以才能受到官方和民间的共同重视传了下来。 从整个中国史学的大格局来看呢？国史、方志、家谱这三级相互连着的体系给了地方志一个谁也替代不了的位置。仓修良在《中国方志学史》里说：“国史、方志、家谱这三样是中国史学的三大支柱。”国史记的是国家大事。家谱传的是家族的根脉。这三样东西相互支撑着上下串通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完整又连续的历史记忆体系。地方志上接国家的历史下连地方的社会它既是国家历史在某个地方的具体展现也是当地最系统、最权威的历史记载。 能流传这么久肯定不是运气好是国家制度、治理体系、文化精神还有史学传统一块儿使劲儿造就的历史产物。它既是一个地方的全史、文明的载体也是中华文明特别突出的连续性、统一性和包容性的一个生动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呢？地方志这门事业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接着往前发展了。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地方志工作条例》这条法规一出来就标志着这事儿正式走上了法治化的轨道实现了依法修志的大跨越。 从第一轮新方志编修到第二轮现在又全面启动第三轮这不仅仅是把几千年的文脉接着往下传更是保护咱们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大事情。只有把它是从哪儿来的搞明白了才能把它好好地传下去并且服务好当代社会让这门中华文明独有的宝贝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路上重新焕发出生机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