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法律不确定性成为共同关切；随着我国企业国际化从单一项目投资扩展到研发、生产、供应链、营销及投融资等全链条布局，合规压力随之上升。此外，一些海外市场监管体系差异明显、执法口径不一，又叠加地缘政治波动和单边限制措施增加，企业合同履约、数据流动、融资安排、制裁合规、争端解决与破产重整等环节面临更复杂、更高频的风险。如何用法治手段稳预期、降成本、护航经营，成为长三角企业和金融机构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 原因——从要素“走出去”转向制度“走进去”，对涉外法治提出更高要求。与会专家指出，涉外法治建设不仅用于应对外部挑战，也是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制度支撑。当前企业跨境经营的主要难点，一上于对东道国法律政策变化掌握不够及时，另一上于对国际规则和行业惯例理解、运用不足；既存在合规体系建设跟不上业务扩张的问题，也面临跨境争端解决资源分散、专业人才不足的短板。随着金融创新和跨境投融资加速发展，离岸债券、跨境担保、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等新场景不断出现，对规则衔接、监管协同和司法实践提出更强的前瞻性要求。 影响——涉外法治能力直接关系企业国际竞争力与区域开放能级。业内人士认为，法律风险一旦外溢，往往会带来交易成本上升、融资受限、供应链受阻、声誉受损，甚至触发资产处置与跨境破产等连锁反应，影响企业国际布局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对区域发展而言，长三角作为开放程度高、外向型经济活跃的重要引擎，需要以更高质量的金融法治供给，形成可预期、可对接、可执行的规则与服务体系，为上海加快“五个中心”建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供支撑，也为我国参与国际规则塑造、提升制度性话语权打牢基础。 对策——以制度型开放为牵引，构建“规则—服务—实践”协同体系。与会代表建议，一是加强规则衔接与对外沟通，围绕跨境金融、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提前开展制度设计和政策储备，在数据跨境流动、离岸金融产品、跨境清算与合规审查各上形成更具可操作性的指引，提高风险可控性。二是加快高能级法律服务平台建设，推动国际法律服务资源集聚，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强化国别法律查明、证据规则和程序指引，为企业提供覆盖投资准入、劳动用工、税务安排、知识产权、制裁应对与争端解决的综合服务。三是推动法治实践与国际规则互促互鉴。与会学者以我国法院在涉外商事案件中适用有关国际公约并获得国际认可的案例为例指出，司法裁判与仲裁实践应在遵循国际通行规则的基础上提高透明度和可预期性，以高质量实践增强国际信任和规则影响力。四是提升企业合规能力，引导企业从“事后救济”转向“事前预防”，建立动态风控机制和国别风险数据库，避免无序竞争，推动海外经营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 前景——涉外法治建设将成为稳外贸、稳外资与促创新的重要支点。与会人士认为，面对外部不确定性上升与企业国际化需求持续增长，长三角应继续发挥法律、金融与产业集聚优势，依托实践基地等平台，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和服务产品；同时加强跨境破产协作以及仲裁、调解衔接机制建设，提高争端解决效率和资产保全能力。随着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涉外法治供给有望在更大范围内转化为营商环境优势和国际竞争优势，为高水平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法治保障。
当中国企业驶向更广阔的海外市场，法治护航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本次研讨会呈现的不只是法律工具的更新，更指向制度软实力的建设路径：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参与规则塑造，涉外法治正在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支撑。面向未来，涉外法治建设既要尊重国际通行规则，也要增强参与全球治理的制度能力与信心——这将成为中国企业真正实现“行稳致远”的关键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