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2025年的国际舞台呈现多重矛盾叠加态势。
一方面，和平与战争的张力持续加大，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外溢效应冲击全球安全与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抗并行，贸易、科技、金融等领域摩擦频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调整中承受压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把握大国关系走向、如何维护国际规则与多边主义、如何为世界经济注入确定性，成为各方高度关注的现实课题。
原因：受访学者从不同角度给出解读。
其一，世界治理体系面临“失灵与重塑”并存的阶段，部分国家以阵营对立替代对话协商，以地缘算计凌驾共同利益，导致规则碎片化加剧，国际合作成本上升。
其二，大国竞争在安全、经济与科技层面交织推进，博弈外溢至关税、投资审查、金融限制等政策工具，强化了“工具化、武器化”的倾向。
其三，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优势技术与关键资源被少数国家以“安全”名义设限，进一步放大了不信任与对抗情绪。
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廉德瑰、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霖、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韦宗友在节目中分别以“乱”“针锋相对”等表述，指向国际关系进入高波动期的总体特征。
马晓霖认为，世界运行逻辑出现“多中心竞合、规则更替加速”的图景，冲突热点、大国关系与经济循环变化相互叠加，使复杂性显著上升。
韦宗友则从中美关系走势指出，一年之内摩擦与沟通并行，上半年“对抗加谈判”的互动更为突出，下半年趋稳因素增加，呈现从波动到相对稳定的阶段性过渡。
廉德瑰提到关税摩擦与金融限制等动向，认为相关举措反映了中美竞争工具的扩展与强度变化。
影响：国际局势的高波动首先抬升了全球安全风险。
冲突一旦升级，往往不仅造成直接的人道危机，也会通过能源、粮食、航运与金融市场向外传导，冲击全球复苏基础。
其次，经济层面的“脱钩断链”与保护主义抬头，会削弱全球市场的效率与韧性，企业预期转弱、投资决策趋于保守。
再次，规则层面的不确定性增加，使中小国家在选边压力与发展诉求之间更难平衡。
对中国而言，外部环境更趋复杂，既面临单边主义、霸凌行径带来的阻力，也迎来以开放合作塑造稳定预期、以高质量发展增强内生动能的战略机遇。
受访者认为，中国在2025年通过一系列具体而有效的外交行动，努力把不确定性转化为可管理的风险，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参与解决热点、推动对话协商，同时在经贸、金融等领域维护正当权益，增强战略定力与政策连续性。
对策：在复杂变局中提升外交效能，需要在“定方向、稳关系、促合作、强能力”上形成系统发力。
第一，坚持以和平发展为根本取向，推动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争端，反对以实力地位压人，支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第二，统筹大国关系，既保持必要的斗争精神、维护核心利益，也保持沟通渠道畅通，扩大合作清单、管控分歧风险，防止误判误算。
第三，深耕周边与区域合作，推动互联互通与产业协同，以稳定周边带动外部环境改善，提升区域供应链韧性与增长质量。
第四，积极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围绕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能源安全、数字治理等全球性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推动规则朝着公平合理方向完善。
第五，以更高水平开放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优化营商环境和制度型开放，通过确定性政策增强国际社会信心，以自身稳定增长对冲外部波动。
前景：多位学者的观察指向一个共同判断——国际格局仍将处于深度调整期，但稳定因素并未消失，关键在于各方能否回到对话合作轨道。
展望2026年，全球冲突与竞争可能仍将延续，但经济复苏、科技创新与民生改善的共同诉求同样强烈，世界需要更多“稳定力量”和“建设性方案”。
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有望继续以务实行动拓展合作空间，以可预期政策提升互信，以实际成果增强全球治理的有效性，在动荡中提供确定性，在分化中扩大共同点，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当世界站在新旧秩序交替的十字路口，2025年中国外交实践表明，大国崛起不仅需要硬实力的积累，更考验在战略迷雾中保持定力的智慧。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塑造，中国正以更具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这一进程将持续改写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