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基层治理的难点往往“末梢”；老旧小区矛盾易发，物业与业主诉求对接不畅，社区事务参与不足，出现“有人管却办不成事”的情况。同时，新经济新业态发展迅速，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强，服务供给不足，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不够顺畅。治理对象更为多元、诉求更为细碎，基层治理需要从“单向管理”转向“共同参与”。 原因：一上，基层治理主体多、链条长，缺少统一牵引时，容易职责交叉、协同不足，问题最终街道社区层面“兜底”。另一上，部分小区长期缺乏稳定的组织动员和规则共识，居民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转变缺少抓手。再者，如果干部工作长期停留文件和会议层面，就难以及时识别矛盾源头与需求变化，导致措施跟不上。面对这些结构性矛盾，需要靠组织体系聚合力量，靠机制创新盘活资源，靠服务供给凝聚人心。 影响：开福区把党组织“建在小区、融入网格”，推动基层堡垒向下延伸，带来的直接变化是治理从“散”到“聚”、从“堵”到“通”。伍家岭街道香樟雅郡小区在党支部牵头下联动业委会、物业公司，围绕民生工程共商共办，推动居民从“被动接受”转向“共同决策”，实现从矛盾频发到秩序更优的转变。治理质效的提升不仅体现在环境改善，也体现在公共事务规则的重建与信任的修复。，通泰街街道西园社区依托“梧桐树下·邻里议事会”等平台推动协商议事常态化，小事就地化解、难事联动推进，逐步形成更有韧性的熟人社区与互助网络。数据显示，全区671个小区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区、街道、社区（村）三级议事协商平台已建成300余个，基层治理从点上探索走向面上推广。 对策：党建引领要落在“组织、干部、服务”三个关键环节上。 其一，强化组织覆盖与协同治理。开福区以“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公司+居民代表”等多方协同为路径，把群众参与纳入制度化流程，减少“谁来牵头、如何决策、怎么落实”的反复拉扯。区委党建部门明确居民自治导向，倡导走出屋门、敞开心门，通过面对面议事把矛盾化解在萌芽，通过共同参与凝聚公共事务的“最大公约数”。 其二，推动干部下沉一线，在攻坚中提升能力。开福区持续推进“揭榜挂帅”和“建功计划”，把征地拆迁、信访维稳、产业项目等难点任务作为干部锻炼的主战场，由县级领导牵头挂帅，中青年干部主动参战。同时，把一线作为识别干部的“试金石”，通过吃劲岗位锻炼和“开福之星”等评选机制树立导向，推动能者上、优者奖。围绕“托育难”等民生痛点，干部以调研破题、以项目落地，推动嵌入式普惠托育等服务供给，形成“发现问题—形成方案—落地见效”的闭环。区委动员退出现职领导干部组建群众工作专班，推动重难点诉求解决与信访积案化解，说明了源头治理与存量化解同步推进。 其三，服务对接需求，扩大治理“朋友圈”。开福区把新就业群体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变量，完善“红色服务圈”，通过“红色之家”“小哥食堂”“骑手快速通道”等载体，解决休息、就餐、通行等现实需求；试点建设“骑手友好”小区、商圈，提升城市运行与劳动者体验的协同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吹哨人”机制聘请快递外卖小哥担任“城市观察员”，将其纳入社区微网格，推动他们从城市服务的“赶路人”转变为基层治理的“参与者”，让治理触角更灵敏、信息来源更广。这种以服务促融入、以融入促共治的做法，为新业态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前景：从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看，开福区的探索表明，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在于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协同优势，把干部作风转化为执行能力，把民生服务转化为治理资源。下一步，随着城市更新、人口结构变化和新业态持续发展，基层治理仍将面临诉求多元、风险叠加的挑战。对策上，应继续推动党组织在小区治理中的制度化嵌入，完善议事协商的规则体系与成果反馈机制；同时以数字化、精细化手段提升网格运行效率，形成更及时的民情收集、研判和处置链条；在公共服务上，更加注重新就业群体、老年人、儿童等重点人群的差异化供给，推动服务从“能用”向“好用、常用”升级。可以预期，随着组织体系更健全、干部能力更专业、社会力量参与更广，“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将更加稳固。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开福区以党建为纽带，通过组织扎根、干部下沉、服务贴近，既解决了群众身边的具体难题，也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这个探索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启示在于：坚持党建引领，尊重群众主体地位，才能让治理持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