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江豚是目前长江干流及其通江湖泊中唯一的淡水鲸豚类动物，对水环境变化敏感，被认为是衡量长江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指示物种。较长一段时期内，受过度捕捞、航运干扰、岸线开发、栖息地破碎化及水污染等影响，江豚数量持续下降，引发社会各界对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的广泛关注。如何扭转“越捕越少、越少越捕”的恶性循环，成为流域生态治理必须直面的课题。此次专项调查显示，江豚数量恢复至1426头，较2022年增加177头，说明有关保护措施的综合效应正逐步显现。 从原因看，长江流域重点水域自2021年1月1日起实施暂定为期十年的常年禁渔，为鱼类等基础生物资源恢复提供了关键窗口期。禁渔减少捕捞强度与误伤风险，降低渔具对江豚及其栖息环境的干扰；同时，生态修复与污染防治持续推进，部分河段水质改善，岸线整治与栖息地修复逐步到位，提升了水域环境承载能力。多部门、多地区在执法监管、渔民转产安置、社会参与共治诸上联合推进，使禁渔秩序总体稳定，为生态恢复提供了更可持续的制度保障。 生态改善的成效也体现鱼类多样性上。监测结果显示，2021至2025年流域累计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水生生物完整性指数明显提升。鱼类资源恢复不仅体现为数量回升，更意味着生态链条逐步修复：作为顶级捕食者之一，江豚种群增长依赖充足稳定的饵料资源和相对安宁的栖息环境。鱼类种类与数量增加，为江豚稳定繁衍提供了更扎实的生态基础，也显示长江水生生态系统正在从“止跌回升”走向“整体向好”。 但需要看到，恢复性增长不等于可以放松。江豚种群规模仍有限，繁殖周期长，对环境突变和人为扰动的抵御能力较弱，生态修复也具有长期性与反复性。一上，非法捕捞和涉渔违规行为更趋隐蔽，执法监管仍需常态化、精细化；另一方面，在航运密集、岸线利用强度较高的河段，噪声干扰、栖息地被挤压等问题仍需系统治理。此外，极端天气与水文过程变化可能影响鱼类洄游与江豚活动空间，也提示应将气候风险纳入流域治理的长期安排。 面向下一阶段，巩固禁渔成效需要坚持系统治理与问题导向。一是持续压实禁渔监管责任，完善联防联控机制，提升执法科技化水平，依法维护禁渔秩序。二是强化栖息地保护与修复，统筹岸线整治、通江湖泊连通性维护与重点水域生态缓冲带建设，减少人类活动对关键栖息区域的挤占与干扰。三是健全科学监测与评估体系，推动江豚及鱼类资源长期连续监测，形成“监测—评估—调整—再评估”的闭环管理。四是完善转产就业与社会保障支持，巩固渔民安置成果，推动绿色产业与生态补偿机制更好衔接，增强禁渔政策的韧性与可持续性。 从前景看，十年禁渔正处在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阶段性成果已体现出制度效力与治理合力。随着生物多样性持续回升、栖息地条件逐步改善，江豚种群有望保持稳步增长，并带动流域水生生态系统向更稳定、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但这个进程并非一蹴而就，仍需长期投入、持续用力，特别是要在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形成更高质量的动态平衡，才能把“恢复性增长”深入转化为“稳定性提升”。
长江江豚的“微笑归来”，说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相互促进。这场跨越十年的生态保卫战，不仅关乎一个物种的延续，也是在长江流域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具体实践。当江豚逐浪的画面越来越常见，我们看到的不只是生物多样性的回升，更是中国在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长期坚持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