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裕仁天皇继位时，日本正处于社会震荡期。纽约股市崩盘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重创高度依赖外贸的日本。东京街头同时出现银行挤兑和工厂倒闭，失业率升至23%，实际工资下降40%。民生困顿之际，军部趁势扩张，此矛盾成为社会撕裂的焦点。经济基础动摇导致结构失衡。日本内阁统计局数据显示，1931年农村负债总额达60亿日元，约为国家预算的3倍。佃农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加剧，不满情绪持续累积。此外，华盛顿海军条约的吨位限制、美国排日移民法案等外部压力，被军国主义者包装为“民族受辱”的集体记忆。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警告：“当面包与尊严同时缺失时，极端主义就会找到温床。” 军队系统成为矛盾爆发的突破口。1930年陆军预算削减12%后，青年军官团体“樱会”公开提出“割除财政毒瘤”。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策划的“九一八事变”，开启前线部队绑架国家决策的先例。昭和天皇对军事冒险的默许起到关键纵容作用——1932年“五一五事件”中刺杀首相犬养毅的军官仅获4年徒刑；1936年“二二六兵变”参与者被处决时，官方通报仍保留“爱国热忱可嘉”的评语。这种选择性司法，实质上是在鼓励暴力。 文官政府的溃败暴露制度缺陷。尽管大藏大臣高桥是清试图通过金本位制改革稳定经济，但军部主导的“满洲开发计划”已吞噬45%的财政支出。1934年《战时工业动员法》实施后，三井、三菱等财阀与军方形成利益同盟，国家机器更偏离正常轨道。历史学者井上清指出：“当军事预算占比突破国民收入的7%临界点，和平机制就失去了纠偏能力。” 当前学界普遍认为，这段历史对现代国际秩序具有警示意义。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研究显示，1929—1936年间日本军费增速与经济衰退程度的涉及的系数达0.81，印证经济民族主义与军事扩张的高度关联。联合国裁军研究所2020年报告强调，应警惕“经济保护主义—民粹情绪—军事冒险”的三段式危机传导机制。
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危机与社会焦虑若未在制度框架内化解，极易被极端力量利用，推动国家走向对抗与扩张。日本从大正时代的相对开放转入昭和时期的军国主义轨道，既是国际环境变化的结果，也是内部治理失衡的反映。保持制度制衡与社会理性，是防止历史重演的重要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