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被誉为拥有科学直觉的“天生故事高手”。这是根据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2月20日的一篇文章改编的，作者是伊万·谢梅纽克。3月4日，参考消息网转载了这篇文章。 当我见到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时，她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多伦多的冬天过去是稀松平常的，如今却因为全球气候变化而显得异常严酷。她选择在这样一个寒冷的日子来探讨科学对她的影响。 阿特伍德最近出版了一本自传，名为《生命之书：某种回忆录》。这次见面，我们讨论了她个人历史中关于科学的部分。我问她，科学如何影响了她的生活和世界观。阿特伍德给我提供了一个线索：她从哥哥哈罗德那里学习到很多东西。哈罗德是多伦多大学的神经生理学家和荣休教授。 在《生命之书》中，哈罗德去哈佛大学访问时路过剑桥。他给阿特伍德带去了一个蛋糕，上面用巧克力糖浆画出了神经元的图案。这个蛋糕让我想起了一个话题：为什么人类天生就会讲故事？阿特伍德给我解释说，有些科学家认为人类的神经通路让我们追踪动物并重构它们的行动轨迹。 2022年出版的散文集《紧迫问题》中，阿特伍德提出了一个观点：讲故事是人类进化遗产的一部分。她写道，人类从环境中获取线索并组织成事件和行动，这让我们距离第一个莎士比亚只有一步之遥。这个观点让我想到了爱德华·威尔逊。威尔逊是已故进化生物学家兼作家，他在哈佛大学任教时还没有步入正轨。 阿特伍德曾是威尔逊小说《蚁丘》的书评人。在2010年给这本书写评论时，她提到：“了解科学部分很重要。”《蚁丘》主要讲述一个蚁群兴衰的故事，这部分非常棒，但人类部分就没那么吸引人了。 这个话题让我想到了约瑟夫·康拉德笔下的斯坦因：一个富商和业余昆虫学家。斯坦因在《吉姆爷》中出现过，他炫耀着一只稀有蝴蝶。阿特伍德坚决反对把自己和斯坦因进行比较。她说：“要想成为小说家，你必须对你笔下人物感同身受。” 我对阿特伍德是不是继承了父亲对昆虫学的偏好感到好奇。她的父亲是昆虫学家，在魁北克西北部一个偏僻小木屋里度过许多夏天。在那里她学会了亲近自然、观察各种生物群落和物种多样性。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句让阿特伍德回忆起自己高中时的经历：她的生物成绩比英语好很多。“黄色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她选择了最疯狂的一条路：成为一名作家。“否则的话，”她笑着说，“我本可以成为非常优秀的植物学家。” 对我来说，《别名格蕾丝》最能体现阿特伍德科学直觉的小说。《别名格蕾丝》是一部历史小说，取材于19世纪40年代上加拿大发生的一起谋杀案。这个案子有很多相互矛盾的说法需要加以梳理。 在《别名格蕾丝》中，阿特伍德讲述了一个与所有历史证据吻合的故事。“基于不完整数据进行细致假设”，这是科学家们常做的工作。读者需要自己去思考格蕾丝·马克斯是否犯了谋杀罪。“如果我知道结果，”阿特伍德说，“写这本书就没什么意思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阿特伍德和格雷姆·吉布森一直在皮利角追踪春季迁徙活动。后来他们发现僻静的皮利岛更有吸引力，并于1987年在那里购买了一处避暑别墅。 皮利岛鸟类观测站成立于2004年，“成为鸟类观测站热心发起者和支持者”的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很多人认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个预言家，预言环境灾难即将降临；但其实不然。“内心笃定”的是她知道自然必胜。 2月20日这篇文章以“天生故事高手”为标题写就；而3月4日参考消息网把它转载给了更多读者看。 伊万·谢梅纽克撰写了这篇文章；《环球邮报》网站则刊登了它。 2004年鸟类观测站成立；1987年他们在皮利岛购买了避暑别墅。 哈佛大学是威尔逊曾经任教的地方；剑桥则是他工作时生活的地方。 威尔逊是进化生物学家兼作家；剑桥则是哈佛大学所在地。 多伦多大学是哈罗德任教的地方；加拿大是他生活工作过的国家。 吉姆爷是约瑟夫·康拉德笔下一个富商人物；多伦多则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长生活的城市。 吉姆爷炫耀一只稀有蝴蝶；多伦多则是吉姆爷出现过的地方。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句让阿特伍德回忆起自己高中时的经历；黄色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正是他诗歌中的一句。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句让阿特伍德回忆起自己高中时经历；黄色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正是他诗歌中的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