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小生意牵动大民生。集市经营中，摊位边界、通行空间、客流动线等细节往往直接影响收入。双峰县某村两名摆摊经营者因场地占用与摊位摆放发生争执，从口角升级为肢体冲突并造成人身损害。双方就赔偿协商未果，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判决生效后，义务人未按期履行，案件转入强制执行。如何保障胜诉权益兑现的同时，避免简单强制引发新的矛盾和经营波动，成为执行环节的现实难题。 原因：此类纠纷看似是“一尺摊位”的争执，背后往往是多重因素叠加。一是集市经营流动性、临时性强，摊位边界缺少清晰标识和统一规则，容易因“多占一点、先到一步”产生摩擦。二是小商户抗风险能力弱，收入高度依赖赶集当天的客流，利益刺激下情绪更易被放大，矛盾升级快、代价低。三是基层调处力量虽然存在，但冲突发生后若缺乏及时介入和权威释法，双方容易陷入“要面子、争口气”的对抗，理性沟通空间被挤压。进入执行阶段后，若仅依赖强制措施，也可能让本就不宽裕的经营者压力加剧，反而加深对立。 影响：小商户是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摊位纠纷处理不当，容易从个体对立外溢为邻里关系紧张、市场秩序波动，影响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感受和对市场环境的稳定预期。尤其在乡村集市等熟人社会场景中，当事人“抬头不见低头见”，一次纠纷可能演变为长期积怨，不利于基层治理，也不利于形成稳定、可预期的经营氛围。对司法工作而言，执行不仅要实现权利兑现，也要在法律框架内推动矛盾实质化解，避免“案结事未了”。 对策：针对“既不伤和气、也不误生意”目标，双峰法院在执行阶段探索以调促执、以执促和，突出“三上门”和“强联动”。一是司法服务上门。执行法官不等当事人上门，多次下沉到村里和当事人经营、生活场景中面对面沟通，用通俗语言讲清民事权利义务边界和侵权责任规则，引导双方把争执从“情绪账”拉回到“法律账、经营账”。释法说理时强调理性协商、适度退让的实际成本与收益，让当事人明白持续对立难以得利，反而会影响生计和口碑。二是基层力量联动。依托联动解纷机制，邀请村书记、村级调解组织共同参与，发挥熟悉乡情、了解双方困难的优势，分头疏导、居中劝和，帮助当事人重新建立沟通渠道。基层组织参与后，调解既有法律尺度，也更贴近情理，更容易形成可执行、能持续的约定。三是政策告知上门。调解过程中，执行人员开展针对性普法与服务提示，介绍依法反映经营问题的渠道和流程，引导小商户遇到矛盾优先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降低纠纷升级风险，推动形成“收集—分流—办理—反馈”的闭环，让当事人知法、会用法。 在多轮沟通基础上，义务人当场履行赔偿责任，权利人表示谅解。双方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并就今后摊位合理划分、互不侵扰作出约定，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 前景：从个案看，柔性执行不是“弱化执行”，而是在依法保障胜诉权益的前提下，通过多方参与、精准释法和源头预防，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早期。类似集市经营纠纷仍可能在各地发生。要减少“小纠纷”对“大环境”的扰动，一上可推动集市管理规则更清晰、摊位标识更规范、纠纷处置更前置，减少因边界不清引发的冲突；另一方面，应持续完善法院与综治中心、乡镇街道、村居组织的联动机制，强化“调解优先、依法履行”的社会共识，推动纠纷从“事后对抗”向“事前预防、事中疏导”转变。机制越成熟，小商户经营预期越稳定，基层市场的烟火气也能在法治轨道上更有序、更安心。
小小摊位连着民生冷暖，细微处体现法治温度。双峰法院的实践表明，基层治理既要守住法律底线，也要改进服务方式。在乡村振兴推进的背景下，如何让司法既有力度也有温度，既解“法结”也化“心结”，仍需持续探索。这种把法治理念与乡土治理经验结合起来的做法，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借鉴的实践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