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聊聊陈嘉仪。这位前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的演员在访谈里提到了一个挺沉重的事儿，说的是2019年她老公的事儿。他老公得了糖尿病并发症，搞得心脏、肾脏都快不行了，医生说如果插管抢救能多活几天，但他会一直受罪。陈嘉仪看着老公24小时都在挣扎呼吸的惨样，就直接拒绝了这种治疗。她当时觉得这种活着才是折磨人，还说是最后对他的折磨。不过这一决定可把家里人给惹急了，儿子当场质问：“为啥能救却不救爸爸？”这事儿也让她和儿子产生了隔阂。儿子那一辈人觉得只要还活着就得想尽办法救，可陈嘉仪看重的是别让老人家受没必要的罪。她在采访里还强调了好几次：“有尊严地死比一直痛苦地活着更有人情味儿。” 其实像这种情况现在挺常见的。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对治不好的病人多给点舒服的环境才是正道。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的人分析说，家里闹矛盾主要有三点原因：一是医生说的预后情况不太清楚；二是老传统里“孝道”和“生命至上”的观念绑一块儿了；三是大家对死亡这块儿的教育太缺了。 你可能还不知道呢，咱们国家每年差不多有300万家庭都在面对这种决定。上海那边的试点数据显示，要是家属知道病情后还选舒服点的治疗方式，那比例能超过67%。这说明大伙儿现在对“生命质量”越来越看重了。法律上也早就说了公民有知情同意的权利，不过在具体操作上还没详细的规矩。你可以看看国外的做法，像美国有个《患者自决法案》，德国也有《临终医疗法》，都是让病人在清醒的时候能提前立个医嘱。 中国人民大学医事法研究中心的专家建议赶紧推广“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用法律把病人的意愿记下来，好减轻家属做决定时的心理压力。 其实陈嘉仪的故事不只是她个人的事了，它成了咱们看社会上大家怎么看待生命的一个窗口。现在技术发展那么快，怎么处理好活着的长短和质量、技术插手和自然离开、还有家里人的感情和病人的意愿这些问题，确实得好好聊聊了。这不光得把安宁疗护的服务体系建好还得让大家都聊聊天、谈谈心才行。只有让每个人最后都能好好地离开、体面地告别了，这才算是文明社会对“善终”二字的最好注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