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率先破冰：可转债转股开启2026年增资序幕 2026年3月，成都银行获四川金融监管局批复，同意将注册资本由37.36亿元增至42.38亿元，增幅13.46%；本次增资主要来自此前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集中转股。 2022年3月，成都银行发行80亿元A股可转债，网上认购倍数超过7000倍，创境内上市银行可转债发行高位。2024年底，因股价持续走强触发有条件赎回条款，该行按约启动提前赎回。至2025年2月赎回登记日，累计约79.95亿元完成转股，转股率达99.94%，带动股份总数增至42.38亿股，注册资本随之提升。 相较定向增发、配股等方式，可转债转股对市场冲击更小；在股价表现较好时，转股率也更高，资本补充效率更突出。成都银行的做法，为同类机构提供了一个市场化增资样本。 二、行业背景：逾80家中小银行掀起增资浪潮 成都银行的增资并非个案。行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初，全国已有80余家城商行、农商行及农信社完成注册资本变更，且多数为增资。 这轮增资潮背后既有制度因素，也有市场推动。监管层面，资本充足率与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已成为硬约束，资本补充审批节奏加快，导向明确。市场层面，地方国有资本通过注资、增持等方式支持辖区中小银行，成为重要推力。 不过，增资并不等同于经营质量同步改善。业内普遍认为，“补血”相对容易，关键仍在于提升“造血”能力。 三、深层压力：息差收窄与结构失衡制约内生增长 以成都银行为例，其增资也折射出城商行普遍面临的经营压力。 首先是净息差下行。在利率市场化推进与金融让利实体经济的背景下，成都银行净息差从2021年的2.13%降至2025年前三季度的1.62%，下降51个基点，收窄幅度高于A股上市城商行平均水平。负债端定期存款占比较高推升资金成本；资产端信贷更多投向政信类项目和小微企业，整体定价偏低，利差空间深入被压缩。 其次是业务结构偏单一。该行利息净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超过80%，对单一来源依赖较强，使其在息差下行周期中的缓冲能力受限。零售转型推进不快，截至2025年上半年零售贷款占比约17%，不仅低于行业平均水平，且较前几年有所回落。同时，手续费及佣金等中间业务收入同比大幅下降，非息收入占比在同类上市城商行中处于偏低水平，多元化盈利结构尚未建立。 资本消耗压力同样明显。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成都银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为8.77%，虽高于监管底线，但缓冲空间已不宽。其核心政信业务周期较长、利率偏低、资本占用较高，在信贷规模扩张的情况下，资本补充需求仍将持续。 四、路径选择：多元增资方式各有侧重 在资本补充压力下，中小银行正通过多种方式“补充弹药”，包括可转债转股、定向增发、地方政府专项债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等。 可转债转股的优势在于市场化程度高，对二级市场冲击相对有限；股价走势向好时，转股率往往更高，补充效率更可观。但其对股价表现依赖较强，并非所有中小银行都具备条件。 地方国资注资更多体现政策支持，在区域性银行风险化解与资本补充中作用突出，但也会对地方财政带来一定压力。 同时，监管部门近年提升资本补充工具审批流程，拓宽中小银行补充渠道，为行业提升资本水平提供了更友好的制度环境。 五、前景研判：资本补充是手段，转型发展是根本 从趋势看，中小银行的资本补充需求短期内难以减弱。随着经济结构调整深化、利率市场化持续推进，银行业盈利能力仍面临压力，长期依赖外源性资本“续航”的模式难以持续。 具备可持续竞争力的中小银行，需要在补充资本的同时加快结构调整：提高零售与中间业务占比，增强内生资本积累能力；并通过强化风险管理、优化资产质量、提升精细化运营，应对行业分化加剧带来的挑战。
成都银行的案例反映了当前中小银行在“补资本”和“促转型”之间的现实压力。资本补充能缓解短期紧张，但长期竞争力仍取决于内生增长。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中小银行只有加快转型、优化业务结构，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未来，如何在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之间找到平衡，仍将是银行业需要直面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