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这块地界，山高林密的，晋末、唐末、宋末那几回移民潮，让本来就不宽绰的地方挤进了太多人。山多地少的矛盾越积越深，老辈人常念叨“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因为男孩长到十三四岁，家里就得往外一丢让去学徒，成不了才哪敢回来？这事儿成了徽商最早的起点。 唐朝那会儿祁门的茶叶市场火得一塌糊涂，徽商开始琢磨着怎么把山里的货倒腾出去，再弄些外地的粮食回来倒卖。到了宋代，“徽纸”能卖到四川去了，资本也就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出了祝半州这样的大财主，甚至还有人开始发那种叫“会子”的纸钞。 明朝成化年间，徽商硬是闯进了盐业这行当，打破了山西、陕西商人对盐业的独占。他们靠着盐务发家，慢慢成了中国商界的头号大佬。从明代中叶一直到乾隆末年这三百来年，才是徽商真正的高光时刻，成年男子里头起码有70%是做买卖的，风头最劲的时候这比例还得更高。 这时候他们的脚程那叫一个快，东到淮南西到滇黔，北到幽燕南到闽粤都有他们的身影，就连日本、暹罗那些地方也被踏遍了。徽商慢慢摸出了门路，把盐、典、茶、木当成了主业，布匹、丝绸、药材这些也是少不了的买卖。经营的路子也特别活泛，啥长途贩运、囤积居奇、开连锁店甚至前店后坊都玩得溜。像阮弼就在芜湖开了个染织厂，一边做一边卖。 乾隆年间徽商那是富得流油，单是盐商手里的银子加起来就能跟朝廷一年的总收入掰手腕了。扬州那边的徽商手里攥着四五千万两白银，当时国库里头才存了8000万两呢。休宁的汪福光在江淮跑盐务有上千条船；湖广那边卖淮盐最火的地方，一多半的生意都让徽州人给包圆了。 徽商之所以能这么发财，得亏他们手里握着那20个字的密码：待人要诚、取人要信、挣钱靠义、做事从善、根基是德。他们把诚信比作活水源头，利益就是那顺着流的水。卖茶叶的时候绝不骗人，哪怕是去年的陈茶也会清清楚楚地标出来让客户吃定心丸；胡开文墨的第二代传人胡余德碰到客户买的墨锭泡水里化了，二话不说送过去更贵的墨锭还把旧的收回来；清代有个叫吴鹏翔的休宁商人做胡椒生意，发现四川运来的货有毒即便卖家愿意退他还是全买下来一把火烧了免了祸害人的事儿。 徽商还有个让人服气的地方就是贾而好儒，把读书人的那一套融进了生意里。黟县西递村有副对联说得特实在：读书好经商也好都行；创业难守成也难知道难处就不难。 发了财的徽商也都没忘本，出钱盖学校、修桥铺路做善事。像明万历年间的米商詹景瑞到饶州看到饥荒直接捐出了4200担粮食救灾；歙县盐商江演也是捐了几万两白银疏通扬州河方便交通。 可惜好景不长。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搞盐政改革用票法代替了老规矩；到了咸丰年间太平天国打仗苏杭那边乱套了；鸦片战争以后洋货进来倾销手工制品打不过机器造的东西就连徽墨也被钢笔墨水抢了风头；再加上路上的厘金税卡密密麻麻的长途贩运利润大缩水；江浙还有广东那边新出来的财阀崛起；徽商们靠着老一套终究是守不住地盘了。 到了清末民国虽然还有个别能人冒尖出来想力挽狂澜但整体上是回天乏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