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作为超大城市，上海耕地资源有限、土地成本高、农业规模难以与主产区相比，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足0.3%。
在“量”难以扩张的客观条件下，上海都市农业如何在保障供给、提升品质、带动全国农业升级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必须回答的现实课题。
面对气候变化、供应链波动等不确定因素，农业现代化不仅关乎本地民生，也关乎国家粮食安全体系的韧性建设。
原因—— 上海“小农业”能够持续释放“大能量”，关键在于以科技为杠杆重塑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
一方面，上海依托全球科创中心建设，集聚科研机构、高校、龙头企业和金融资本，形成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化应用的创新体系，使农业科技与城市创新网络深度耦合。
另一方面，上海长期推进设施农业、数字农业、生物育种等方向布局，形成可复制、可输出的技术与模式。
数据显示，上海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80.62%，反映出其增长更多来自技术、管理与要素配置优化，而非传统的要素扩张。
影响—— 从本地看，科技驱动推动农业从“看天吃饭”向“可控生产”转变。
智能温室、植物工厂、垂直农场等设施农业形态提升单位面积产出效率，稳定“菜篮子”供给，增强城市应急保供能力；数字化管理促进节水节肥、降低损耗，推动绿色低碳转型。
在特色种源方面，一批优质水稻、蔬菜等品种选育与推广，提升了都市农业的品质与附加值，也增强了种源自主可控能力。
农业生物制造领域，合成生物学等交叉技术为生物肥料、饲料添加剂、生物农药等打开新空间，有望以更环保、更高效的方式替代部分传统投入品。
从全国看，上海的优势并不在产量规模，而在“技术供给”和“制度供给”。
相关成果通过技术转移、企业外溢、对口协作等方式，服务中西部地区增产提质与产业升级，促进“实验室—试验田—大田”的链条贯通，为“藏粮于技”、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支撑。
上海探索的超大城市农业现代化路径，也为人口密集地区提升农业韧性提供样本。
对策—— 面向“十五五”，上海提出聚焦三大赛道、强化策源功能，以更系统的顶层设计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效能提升。
一是巩固特色种源优势，攻关关键核心技术。
围绕种业振兴行动，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提升育种创新效率和种源供给质量，完善从资源评价、基因挖掘到品种培育、示范推广的全链条能力，形成覆盖粮经饲作物的优质种源体系，更好服务国家种源安全与高产抗逆需求。
二是加快农业生物制造产业化，打造绿色增长点。
发挥生物医药和合成生物学基础，推动农业生物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围绕新型生物投入品、生物基材料及相关工艺装备，加速工程化验证与规模化应用，形成可持续、可迭代的产业体系，支撑农业投入品减量增效和生态友好转型。
三是推动现代设施农业智能化升级，提升都市型农业效率与韧性。
深化智能装备、物联网、数据平台等应用，提升设施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水平，强化标准化生产与全程质量控制，形成可推广的解决方案，并通过技术输出带动全国设施农业提质增效。
同时，上海还需在制度与要素保障上持续发力：完善多元投入机制，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能，引导社会资本长期参与；健全人才引育体系，面向重点领域培养复合型“新农人”和工程化人才；畅通成果转化通道，建设技术转移平台，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提升从研发到市场的转化效率；扩大开放合作，深化国际科技交流与“一带一路”农业合作，提升规则对接与标准输出能力。
前景—— 按照既定目标，到2030年前后，上海有望在特色种源、生物制造与设施农业上形成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进一步增强技术供给能力与产业带动能力。
面向2035年，上海将以更高强度的研发投入、更高质量的成果转化和更完善的创新生态，力争跻身全球农业科技前沿阵地，在农业强国建设中发挥策源与示范作用，并在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危机等全球性挑战中提供更多可推广的中国方案。
上海探索实践揭示出，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在于科技创新。
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超大城市完全可以通过发挥科技集聚优势，突破资源禀赋限制，走出一条质量兴农、科技强农的特色道路。
这种发展模式不仅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更展现出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