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建兴十二年秋，历时七年的北伐因诸葛亮病逝而中断。灵柩运抵成都时，全城缟素，人们哀恸送别；唯有中散大夫李邈仰天大笑，与现场气氛形成强烈反差。李邈曾因劝阻南征触怒诸葛亮而被罢官，此时又在《丞相亮卒上疏》中将诸葛亮比作西汉专权的吕禄、霍禹，指责其“摄行君事，政由葛氏”。这番言论直触刘禅底线，随即引发震怒。
丞相身后引发的不只是哀悼，更是一次关于路线选择、权力安排与民生负担的集中碰撞。李邈以激烈言辞挑战当时的政治共识，最终付出生命代价；刘禅以强硬手段稳住局面，也显露出战时政治的刚性边界。历史反复提示，治理既需要秩序与定力，也离不开倾听与调适；在压力之下，能否把分歧纳入制度轨道、把动员控制在社会可承受范围内，往往决定一个政权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