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南煤矿巷道深处，1950年代的一次透水事故在少年杨永良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亲眼看到工友被白布覆盖的那一刻，“让矿工平安回家”的念头便扎了根。这份初心也映照出当时煤炭行业安全基础薄弱的现实——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高达22.54，技术落后与管理制度缺失交织在一起。1961年，17岁的杨永良接过父辈的矿灯，进入供应科工作。他牵头建立“三查三对”物资管理制度，将安全绳报废标准从“凭肉眼看”改为“做拉力测试”。在他看来，每一件装备都关系着矿工的生命线。1963年寒冬，他跨矿区调运安全绳的经历，也成为这种责任意识的具体写照。改革开放后，1979年刚从中央党校学习归来，杨永良到安徽共青团任职。面对农村改革带来的观念变化，他把“大包干”的实践经验转化为青年工作方法：组建“致富能手宣讲团”，巡回138个乡镇宣讲；设立全国首个省级青年创业基金。数据显示，1982—1985年间，安徽农村青年创业率提高47%，印证了他“服务要跟上时代变化”的思路。在担任省委领导期间，他推动的“安全联保责任制”被写入《矿山安全法》草案。制度明确要求干部每月下井不少于4次，带动安徽省煤矿事故率连续5年下降30%以上。专家认为，这种“把工作做到一线”的做法，对当前防范重大安全风险仍有参考意义。
从矿区少年到抗洪一线的参与者，贯穿杨永良经历的不是身份的变化，而是始终把“人”放在心上的遵循；无论是井下发现隐患时果断叫停，还是洪水来袭时挺身而出，都说明基层治理最可靠的支点，来自对生命的敬畏、对责任的担当和对群众的真情。把这份朴素原则落到制度与行动中，才能在风浪面前筑牢安全堤坝，在改革发展中凝聚前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