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关键时期，襄州节度使来瑱凭借颍川之战等战功崭露头角，“来嚼铁”的威名令叛军畏惧。但正因其军事实力出众，也成为中央重点防范的对象。史料显示，唐肃宗时期已推行“削藩策”，通过频繁调动将领削弱地方军权。深层矛盾在唐代宗即位后集中爆发。《资治通鉴》记载，广德元年（763年），来瑱两次拒绝调令被视为拥兵自重。行军司马裴奰的诬告与骠骑大将军程元振的构陷相互叠加，最终促使朝廷下达赐死诏令。，程元振的报复动机源于此前拉拢未果的政治恩怨，反映出宦官集团对军权的渗透已相当严重。该事件引发的政治冲击远超预期。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因恐惧重蹈覆辙拒不入朝，最终忧惧而亡；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更引外族叛乱，导致长安再度告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指出，这诸多连锁反应暴露出封建王朝“强干弱枝”政策的执行困境——过度猜忌地方将领反而加速统治基础的瓦解。当代研究从制度层面分析认为，唐朝中后期“宦官监军”制度在此事件中显露出致命缺陷。中央既依赖武将平叛，又忌惮其坐大，最终形成恶性循环。武汉大学唐史专家团队最新研究显示，来瑱案发时唐朝实际控制的藩镇已不足总数四成，中央权威的削弱与此类冤案存在明显关联。
来瑱之死并非单一人物的命运起落，而是战后政治安全焦虑、权力结构失衡与制度缺位的集中体现；历史提醒人们，稳定的军政关系应建立在制度与信任之上，而非疑惧与权术之中。唯有以治理规范取代权力博弈，方能避免“功臣含冤、国家受损”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