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欧盟科研资助体系中强化准入限制引发关切。 据欧盟上文件和计划安排，面向2026—2027年的部分科研资助与创新行动，将对特定领域设置更高的参与条件，重点覆盖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半导体、生物技术等前沿方向。除对机构注册地提出要求外，对应的规则还延伸至“控制关系”审查，即便实体注册欧盟成员国或其他地区，如被认定由相关中国实体直接或间接控制，也可能被排除在特定项目之外。欧盟给出的主要理由指向“研究安全”与“潜在军事用途”。此做法在欧洲科研界与产业界引发讨论：如何在维护安全与保持开放之间取得平衡，成为摆在欧盟面前的现实课题。 原因——安全叙事上升与地缘竞争外溢至科研领域。 近年来，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关键核心技术被赋予更多战略属性，部分国家和地区在科研投入、产业政策、出口管制、投资审查诸上持续加码。因此，欧盟推进所谓“降低风险”议程，将部分前沿领域纳入更严格的规则框架，试图通过制度化手段把地缘政治考量嵌入科研资助与创新链条。同时，欧盟内部对技术外溢、数据合规、供应链安全的担忧上升，也推动其以“安全边界”重新界定国际科研合作的范围。需要指出，“地平线欧洲”作为欧盟旗舰科研计划，强调推动科学进步与产业创新，其定位与“开放科学”理念长期相互支撑。将民用科研合作继续安全化，容易引发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张力。 影响——对欧盟创新生态与中欧合作网络或产生双重冲击。 一方面，欧盟强化限制将直接压缩中欧相关前沿领域的联合研发空间，影响联合课题、人才流动、共用平台与数据共享等合作环节。中欧此前在欧盟科研框架计划下保持较高合作热度，中国机构在上一周期相关计划中参与项目数量较多，双方在基础研究与应用转化层面形成一定互补。新规则若全面收紧，项目组织、跨境协作与成果转化的成本将显著上升。 另一上，限制措施可能反噬欧盟自身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力。前沿技术的突破高度依赖跨学科协同与全球知识网络，过度强调排他性，可能造成研究资源碎片化、重复投入增加，并削弱欧洲对全球优秀科研力量与创新要素的吸引力。在人工智能、通信、量子等领域，全球研发活动高度密集，创新窗口期稍纵即逝，合作链条一旦被切断，欧盟在标准制定、产业化速度和应用场景拓展上面临不确定性上升。回顾历史，中欧在高技术领域的合作曾出现波折，相关经验表明，排除性做法往往促使合作对象加快自主替代与体系重构，长期看不利于形成互利共赢格局。 对策——以规则透明与合作分级推动“可控开放”。 对欧盟而言，维护科研安全并非没有必要，但关键在于规则是否透明、边界是否清晰、程序是否可预期。应避免以笼统概念扩大化处理，防止将正常民用科研合作泛安全化。可考虑在项目层面建立更精细化的风险评估与分类管理机制：对确涉敏感技术、军民两用或关键基础设施相关的课题，设置明确的合规要求与审查流程；对以基础研究、公共健康、生态环境、气候变化等为导向的合作，则保持开放，确保科研计划仍能发挥促进创新的公共政策功能。 对中国科研机构与企业而言，应持续提升合规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制度适配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治理、成果转化与出口合规等全流程管理，降低合作不确定性带来的摩擦成本。同时，在保持开放姿态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多元伙伴网络与合作平台，推动与欧洲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在公共议题和基础研究领域的对接，提升合作韧性。 对中欧关系层面，双方可通过既有对话机制，就科研合作边界、项目管理、人员往来便利化、数据与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加强沟通，减少误判。以事实与规则为基础开展交流，有助于为科研合作提供稳定预期。 前景——开放合作仍是科技进步主流，但“安全边界”博弈将长期存在。 从全球趋势看，科技创新高度依赖国际协作，重大科学问题与产业变革往往需要跨境资源配置。然而，受地缘政治与经济安全思维影响，部分国家和地区对高技术领域的管控趋严也将成为一段时期内的常态。未来，中欧在科研合作上可能呈现“结构性分化”：在少数被高度敏感化的领域合作收缩，在公共产品型科研与基础研究领域仍有合作空间。能否通过规则透明、互信建设与分级管理实现“可控开放”，将考验欧盟政策理性，也影响中欧科技与产业合作的长期走向。
科技进步需要开放包容的环境。过度政治化科研合作或许短期迎合某些政治诉求，但长期将损害创新活力。面对科技革命浪潮，欧盟政策制定者需要在风险防控与创新发展间寻求更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