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从“管理难”到“融入难”的双重挑战 福康村位于330国道沿线，外来人口集聚度高。过去一段时期，环境卫生反复、夜间噪声扰民、邻里摩擦增多，甚至出现因排队、琐事引发冲突的现象。表面看是“脏乱差”和矛盾纠纷频发，实质反映出流动人口占比高背景下，传统以“村民”为中心的治理体系覆盖不足：新居民缺乏表达渠道——公共事务协商参与度不高——问题往往积累后以报警、争执等方式集中爆发，治理成本随之上升。 原因——把外来务工者当“过客”，治理就难形成合力 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人”的组织与动员。福康村的治理困境，与三上因素有关：一是人口结构变化快，外来务工者与本地居民生活节奏、利益关切不同，若缺少沟通机制，容易形成“各管各的”。二是公共资源有限，环境整治、消防通道、垃圾投放点、孩子放学管理等事务，需要精细化安排，单靠村干部推进容易出现“干部忙、群众看”的局面。三是法律意识与规则意识需要常态化培育，若普法、调解、服务跟不上，矛盾容易情绪化对抗中升级。 影响——共治机制激活后，村庄气质与治理效能同步提升 2018年起，新碧派出所与村委会启动“小村善治”试点，核心是让外来务工者从“被管理者”转变为“参与者”。在走访登记基础上，推动外来务工者推选代表列席村民会议，参与纠纷调处、法治宣传和公共事务协商。实践显示，这个机制带来多重变化：其一，议事结构更具代表性，消防通道划设、垃圾房选址、未成年人放学安全等具体问题，通过“共同商量”提高了方案可行性与执行力。其二，矛盾化解更靠前。代表既能“传声”也能“释疑”，许多纠纷在萌芽状态即被发现、解释与调处，减少了升级为治安案件的风险。其三，村庄凝聚力增强，外来务工者对社区产生归属感，一些曾离开的人员选择回流定居，折射出“可生活、可预期”的社区环境正在形成。 在具体案例中，外来务工人员张女士因家庭变故遭遇就业与生活压力，代表将情况及时反馈后，村社、房东与派出所多方联动，既解决了现实困难，也引导其参与志愿服务，实现“受助—自助—助人”的良性循环。这类“小切口”纾困，增强了新居民对社区规则与互助网络的信任，是基层善治的重要支撑。 数据与成效亦印证治理转型方向。试点以来，福康村纠纷报警量呈下降趋势，村容村貌明显改善，并获得省级民主法治与善治示范相关荣誉。更重要的是，机制从“点上开花”迈向“面上结果”，经验在辖区多个行政村复制推广，形成可操作的制度化路径。 对策——以制度化参与、常态化服务、法治化保障夯实治理底座 福康村的做法启示在于：基层治理不仅要“管得住”，更要“服务好”“融得进”。一是搭建稳定参与平台。通过推选列席代表，让新居民有规则化的表达与协商渠道，避免诉求无处承接。二是把走访关怀做成常态。逢年过节的集中走访不仅传递温度，也让法律咨询、风险排查、纠纷预防同步前移，将“事后处置”转为“事前预防”。三是推动警务与治理深度融合。以“法治红领”等方式将法治服务嵌入日常管理，使普法宣传、矛盾调处与便民服务一体推进。四是延伸到企业与园区。针对企业用工、合规审查等痛点，民警驻点服务、流程前置，帮助企业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营商环境的确定性。 前景——从“一个村”走向“可复制的基层治理方案” 随着县域产业集聚与人口流动持续，外来人口“居住地社区化、就业地园区化”趋势更加明显。福康村探索的路径表明，只要建立起“共同参与、共同承担、共同受益”的制度框架，新居民就能成为治理资源而非治理压力。下一步，相关经验可在更大范围深化：一上，继续完善新居民代表的培训与评价机制，提升议事专业性与公信力；另一方面，加强跨村社、园区的信息联动与服务协同，推动公共服务随人口流动而动态配置。同时，围绕消防安全、劳动权益、未成年人保护等重点领域，强化法治保障与数字化治理工具应用，让基层善治更具韧性与可持续性。
从“治理洼地”到“善治高地”，福康村的实践展现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活力。当流动人口成为治理主体而非管理对象，当公共服务突破身份界限实现均等化，乡村振兴便有了持久动力。这里的变革启示我们：真正的归属感，源于平等的参与权和实实在在的获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