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高发且易迁延，紧张型头痛亟需系统管理 临床实践表明，紧张型头痛原发性头痛中占比较高，常表现为枕后、顶颞或额部钝痛与压迫样不适，多无搏动性，部分患者伴“紧箍感”，转颈时症状加重；由于起病多较隐匿、早期症状偏轻，部分人群易忽视干预，随时间推移可出现发作频率增加、疼痛持续时间延长等情况，影响工作效率与生活质量。在快节奏生活背景下，睡眠不足、情绪波动、长期精神紧张等因素叠加，使该病的防治更具复杂性和长期性。 原因——情志压力与生理调节失衡交织，中医强调“肝”在其中的枢纽作用 从现代医学角度看，紧张型头痛的发生机制尚未完全阐明，目前多认为与周围肌肉持续紧张、中枢疼痛敏化以及精神心理因素等涉及的。临床可见，不良情绪可能影响机体对疼痛的调控过程，进而降低疼痛阈值，诱发或加重头痛发作。 在中医体系中，紧张型头痛归属“头痛”等范畴，古代医籍多从经络循行与脏腑功能论证头痛与“肝”的相关性：肝经循行上达巅顶，肝气郁滞、风火上扰或气机逆乱，均可能引发头部疼痛。韩明向长期从事内科疑难病诊疗与学术传承工作，在总结临床规律时提出，紧张型头痛之所以反复发作、缠绵难愈，常与“肝失疏泄、气机不畅”该核心病机相关；而情志失调往往是病势启动的关键环节。 影响——“疼痛—焦虑—更痛”的循环加重负担，单一止痛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多名临床医生反映，紧张型头痛患者常同时存在焦虑、烦躁、易怒、睡眠质量下降等问题。疼痛本身会强化心理紧张，心理紧张又继续增加肌肉紧张与疼痛敏感，形成叠加效应，导致病程延长。若仅依赖对症止痛，短期虽可缓解，但对诱因控制不足，容易出现反复与依赖性用药风险，也增加基层医疗随访与健康管理压力。 在这一背景下，强调“身心同治”的中医思路具有现实针对性：既关注疼痛本身，也重视情绪与生活方式这一“触发器”，从源头减轻复发概率。 对策——以“从肝论治”为主线，突出辨证施治与情志调摄并重 据介绍，韩明向提出的“从肝论治”并非单一用药，而是围绕“疏肝理气、调畅气机”开展综合干预，核心要点体现在三上： 一是抓住“情志”为先导。韩明向认为，紧张型头痛的发生常以精神压力、情绪抑郁或急躁恼怒为起点，导致肝气郁结、气机不利，进而出现头部胀痛、紧束不适。临床上需重视问诊中对情绪状态、睡眠情况与压力来源的评估，将情志调摄纳入治疗方案，而不是作为可有可无的“附加项”。 二是强调辨证与分型施策。围绕肝的失调可呈不同证候表现，既可能偏于郁滞不舒，也可能出现郁久化热、风火上扰等差异。治疗上需以个体化辨证为原则，疏肝解郁的基础上，视情况配合调和气血、舒筋缓急、安神助眠等法度，避免“一方通用”。 三是倡导多维干预协同。除药物治疗外，建议将作息管理、颈肩放松训练、适度运动、减少长时间伏案与屏幕用眼等纳入日常管理，同时引导患者建立稳定的情绪调节机制。对反复发作、伴明显焦虑抑郁或睡眠障碍者，可在规范诊疗基础上加强随访评估，推动分层管理与长期干预。 前景——推动标准化与循证研究衔接，提升基层可及性与长期疗效 业内人士认为，紧张型头痛人群基数大、病程易迁延，未来防治重点在于“早识别、早干预、重管理”。“从肝论治”的提出，有助于将中医关于情志与脏腑功能的认识转化为可操作的临床路径：一上可门诊层面形成更系统的评估框架，另一上也为中西医协同研究提供方向，例如围绕情绪状态、睡眠质量、肌肉紧张程度等指标建立随访体系，以验证综合干预对复发率与生活质量的改善效果。 同时，随着公众健康意识提升和中医药服务体系健全，围绕紧张型头痛的健康宣教、慢病式管理与社区随访有望进一步下沉，使更多患者从“被动止痛”转向“主动防复发”，减少不必要的医疗消耗。
韩明向教授团队的实践不仅为紧张型头痛提供了更优方案，也展现了中医药在现代疾病防治中的价值。这种融合经典理论与现代需求的研发路径，为中医药创新发展提供了借鉴。在健康中国战略下，如何系统挖掘传统医学资源，构建中国特色疾病防治体系，值得持续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