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消费率偏低与发展阶段不相匹配。
消费是最终需求的重要组成，也是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来源。
衡量消费带动作用的关键指标之一，是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综合长期趋势看，我国居民消费率在较长时期内处于偏低区间，近十年来在35%至40%附近波动，与主要发达经济体以及全球中等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差距。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经济规模跃升、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同时，消费率并未同步显著抬升，呈现“收入增长较快、消费倾向偏弱”的结构性特征。
该现象在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容易演化为有效需求不足与供给扩张之间的张力，影响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和内生动力。
原因——高储蓄惯性与预期因素交织，消费意愿受多重约束。
从结构看，我国长期形成较高储蓄率，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资源配置方式密切相关。
在特定发展时期，高储蓄为基础设施完善、产业体系建立和资本积累提供了重要支撑。
但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后，这一模式的边际效应趋于减弱：一方面，部分居民倾向于将更多收入用于储蓄或资产配置，压缩当期消费；另一方面，在就业、收入预期、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压力以及部分领域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的影响下，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仍然较强，消费决策更趋谨慎。
同时，消费结构升级对供给质量提出更高要求。
随着居民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服务消费、品质消费、绿色消费、智能消费需求加快释放，若供给体系在产品质量、服务体验、消费场景和制度环境上跟进不足，也会影响消费潜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
影响——消费不足制约内需扩张，增加对外部环境与投资拉动的依赖。
居民消费率偏低，直接压缩了内需增长空间，使经济更易对投资和外需波动敏感。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全球需求变化加快的背景下，单纯依赖外需带动面临更大掣肘；而投资驱动若缺乏与需求相匹配的消费支撑，也可能导致供需错配、产能利用效率下降，进而加重结构性矛盾。
从更深层看，消费不足还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畅通程度。
消费是连接生产与分配的重要环节，消费动力不足会削弱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预期，影响就业与收入增长的正向循环，进而制约新动能培育和产业升级。
把“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写入规划目标，正是着眼于以需求侧的稳定性提升宏观经济韧性，以更可持续的增长结构应对内外部风险挑战。
对策——以增收减负稳预期为主线，形成促进消费的制度合力。
提高居民消费率，关键在于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意愿、改善消费环境，形成“收入—消费—就业—收入”的良性循环。
一是更加突出居民增收导向。
通过稳定和扩大就业、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技能培训与就业服务，增强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同时推动形成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让收入预期更加稳定、可感可及。
二是着力降低后顾之忧和必要支出压力。
围绕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等重点领域，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供给，减少不确定性带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使更多收入能够转化为消费支出。
三是推动供给体系更好适配消费升级。
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支持服务消费扩容提质，完善文旅、养老、健康、体育等服务业标准体系与监管机制；同时优化县域商业体系和物流网络，促进城乡消费联动，让消费潜力在更大范围内释放。
四是营造放心便利的消费环境。
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规范平台经济与新业态领域的市场秩序，提升支付、物流、售后等基础服务水平，降低交易成本，增强居民消费信心与体验。
前景——消费将加快成为增长主引擎，内需支撑力有望系统增强。
从国际经验看，许多经济体在工业化中后期普遍经历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的阶段转换，消费占比提升往往伴随服务业发展、收入分配改善和社会保障完善。
我国把“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明确写入“十五五”规划目标，意味着将以更系统的政策组合推动需求侧结构升级，并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同发力。
随着就业稳定、居民收入增长更具质量、公共服务更加均衡可及，以及新型消费场景不断拓展，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有望持续强化，为构建强大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更坚实支撑。
居民消费率从经济指标升格为国家战略目标，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时代背景下，激活消费这个"慢变量"，实则是培育经济增长的"长动力"。
这既是对发展规律的尊重，更是对人民向往美好生活需求的积极回应。
当消费真正成为经济循环的起点和终点，中国高质量发展必将获得更强劲、更持久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