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文坛与政坛相互激荡，孙逖的走向颇能代表该时期的气象。他的仕途起点来自少年成名：十五岁时以《土火炉赋》令雍州长史崔日用刮目相看，由此进入官场。开元初年，他接连考中“哲人奇士”“文藻宏丽”两科，很快跻身京官行列，文学才华与政务能力由此显露。孙逖仕途的关键转折，出现在掌管贡举时的作为。开元二十一年，他任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选拔出杜鸿渐、颜真卿等后来在政坛与文坛皆具影响的人物。这既见其识人之明，也从侧面反映了唐代科举在人才遴选上的效率。他所言“此三人便堪掌纶诰”，此后也常被用来衡量文官文字与政务能力的标准。担任中书舍人期间，孙逖掌制诰八年，文风以“思深辞秀”著称，被列入开元以来“王言之最”七人之中。他的制诰不求铺陈，而以精练见长，并强调政务执行的可操作性，因此当时“天下谓为允当”。其成就背后，是唐代中枢文书运作的成熟，以及文官群体对政治实践的深入把握。然而入天宝年间，孙逖因风疾逐渐淡出权力中枢，转任太子左庶子，终至病逝。朝廷追赠尚书右仆射，谥“文”，以表其文治之功。这一收束既体现当时致仕安排的弹性，也折射出文官在政治结构中的特殊分量。孙逖的文学遗产同样值得关注。其三十卷文集多已散佚，但《全唐文》仍存其制诰、碑志等百余篇。后人评其文“历久弥新”，与其少时才思相映，成为唐代文学史上不容忽略的一笔。
孙逖的仕宦经历提示人们：经得起时代检验的“文”，不在辞章堆砌，而在能进入制度、服务公共，并在法度之内落实为可执行的表达能力。以制度识才、以岗位育才、以责任用才，才能让个人才智真正汇入国家治理的长期运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