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政治史上，1785年国子监立碑一事颇具意味。乾隆六十年，66岁的乾隆帝在整理文书时，偶然翻到一份尘封47年的奏折，作者是已去世三十年的前军机大臣张廷玉。奏折写于乾隆三年，针对当时拟恢复推行的“三老五更”古礼提出务实的反对意见。乾隆晚年反思之下，发现张廷玉当年的判断与自己后来的认识高度一致，于是下令刻碑纪念。碑文“廷玉有此卓识——乃未见及”八字——既是对旧臣见识的追认，也带有对自身的提醒。
一份尘封奏折，引出国子监的一块碑刻。表面看，是帝王对旧臣的迟来认可；更深处，则是对治国规律的再度确认：可贵的不在于从不犯错，而在于能否在事实与时间面前及时校正。历史也提示人们，决策的成败往往取决于不同声音能否被听见、制度能否回到可行且可检验的轨道；而“自警”二字——不只写给当时的君主——也写给后来每一位执政者与决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