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的起因与表面理由 2月23日，可靠股份公开发布董事会决议，宣布解除景乃权独立董事职务；根据公告，该事项已于2月12日的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上表决通过，并将提请股东大会更审议。出席会议的七名董事中，五人投票赞成，两人投票反对。该看似程序性的人事调整，实则触及了当下上市公司治理中的深层矛盾。 公司公告中列举了解除景乃权职务的三项核心理由。首先，公司指控景乃权丧失了独立董事应有的独立性。在2025年12月23日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董事鲍佳薪酬事项时，作为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景乃权，明知公司薪酬制度规定非独立董事不领取津贴且鲍佳全年未向公司提供服务，仍公开要求将其高额报酬定性为"无责津贴"，甚至在他人提出合规质疑时发表"别人管不着"等言论，明显偏离了独董的监督职能。其次，公司控诉景乃权存在勤勉尽责不足。景乃权在薪酬委员会审议关键阶段中途退席，拒绝签署会议记录，后续更是拒绝参与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同事多次挽留不予理睬。再次，公司指摘景乃权职业操守缺陷。景乃权与现任董事会秘书王向亭、前任董秘谢丽红的沟通中存在言语不当和人身攻击行为，甚至拉黑现任董秘微信，拒绝保持正常工作沟通渠道。 深层的权力对抗背景 这一人事风波并非孤立事件，而是金利伟与鲍佳近两年内部争夺的新阶段。金利伟为可靠股份创始人，而鲍佳为其前妻。两人曾是携手创业的商业伙伴，但随着个人关系变化，双方在公司控制权上的分歧日益显现。景乃权作为2024年1月被提名、4月正式当选的独立董事，在这场权力争端中逐渐成为鲍佳上的重要支持者，其独立性立场与金利伟控制的董事会产生了根本性冲突。 景乃权的背景颇为显赫。这位1962年出生的资深人士曾任浙江大学金融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大学金融投资研究中心副主任等学术要职，现任新华社特约经济分析师、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并兼任生益科技独立董事、椒江农商行独立董事等多个职务。他2024年获得可靠股份独董提名时，这些学术背景和社会地位被视为公司治理规范化的表现。然而，短短一年多时间，他就成为了金利伟上的"眼中钉"。 双方各执一词的指控与反驳 面对解职指控，景乃权予以激烈反驳。他指责公司的解职理由"荒唐、肤浅且违法违规"，认为自己是因在工作事项上与大股东存在不同意见而遭到的报复。景乃权辩称，自己未能审阅有关会议资料，系因公司拒绝提供高管薪酬考核的详细材料；中途离席是因认为该次薪酬会议未达审议条件；他还表示愿意公开董事会历次会议记录，以证明自己是所有独立董事中对议案过问最多、最尽职责的一员。 鲍佳作为另一反对票的投出者，更是直指此举为金利伟的"恶意打击报复"。鲍佳强调，景乃权在履职过程中始终坚守独立性底线，多次在董事会审议中发表与自己不一致的投票意见，足以证明其独立性而非偏袒。鲍佳还披露了一个关键细节：景乃权曾在审议公司与杭港公司的关联交易议案时，因董秘提供的法规比例数据不准确而基于审慎原则投出弃权票。该笔关联交易后续被证实确实违规，公司因此在2025年8月收到浙江证监局警示函，董事长金利伟和财务总监李超楠也被监管约谈。这一事例恰恰证明了景乃权履职的独立性和严谨性，而非公司指控的那样。 治理危机的深层影响 这场风波反映出可靠股份公司治理中的多重问题。其一，独立董事制度在实际运行中面临考验。独董本应成为制衡管理层权力的制度安排，但当大股东与独董产生对抗时，其独立性往往面临压力。其二，离婚后的创始人与前配偶之间的权力博弈，不应延伸到董事会层面的人事斗争，这既损害了公司的稳定运营，也破坏了董事会的决策效率。其三，公司在对景乃权的指控中，关于"言语不当"和"人身攻击"等主观性较强的表述，与客观的职务履行评价之间存在混淆。 前景与制度思考 这一事件的后续发展值得关注。景乃权解职议案将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这意味着投资者有机会通过投票表达立场。同时，浙江证监局对关联交易违规的警示函已经生效，这将成为评判各方是否履职尽责的重要参考。 更深层次地，这场风波也向国内上市公司提出了治理规范的课题。如何在创始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制衡机制，如何保护独立董事的真正独立性而非沦为权力工具，如何通过制度设计而非人事斗争来解决治理分歧，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上市公司治理的关键不在于“谁胜谁负”，而在于规则能否在分歧中保持刚性与可预期；独立董事制度本质上是以专业监督促进规范运行；当争议走向公开化，更应回到程序、证据与制度本身。对可靠股份而言，尽快用制度化安排修复信任、用透明化信息稳定预期，才是把不确定性转化为治理改进动力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