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一处公建顶层平台被搭建构筑物，给相邻住户带来渗漏等隐患，矛盾在日常摩擦中不断累积。
原告认为违建占用公共空间并影响房屋安全，要求拆除并恢复原状；被告一度难以联系，双方沟通受阻、情绪对立，纠纷呈现“事实争议叠加情绪对抗”的特征，若进入对抗式诉讼程序，可能进一步激化邻里关系并延长风险暴露时间。
原因：从成因看，此类纠纷往往具有多重叠加因素。
一是公共空间边界认知不足，部分住户将楼顶平台等公共部位“私有化”使用，易触碰权利边界与管理红线。
二是小区治理链条不畅，发现—劝阻—整改的前端机制若不及时，违建从“搭建”演变为“既成事实”，增加处理难度。
三是当事人沟通渠道断裂，尤其在送达受阻、联系困难的情况下，容易形成信息不对称与误解，导致矛盾长期堆积。
四是安全与财产损失预期放大，漏水、结构风险等问题直接关联居住安全，容易触发强烈情绪反应，使纠纷从具体事项扩散为关系对立。
影响：此类案件表面是相邻权与排除妨害争议，实质关乎公共安全、社区秩序与基层治理成本。
一方面，违法搭建可能引发渗漏、承载风险及消防隐患，具有不确定性和外溢性；另一方面，邻里冲突若升级，可能出现持续投诉、反复诉讼甚至群体性矛盾，消耗司法与基层治理资源。
同时，案件进入审理后往往还需鉴定、勘验、执行等环节，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增加，不利于矛盾快速降温和风险及时处置。
对策：中山区法院在办理该起排除妨害纠纷中，将矛盾化解关口前移，突出“送达即治理、沟通即解纷”的工作思路。
案件受理后，承办团队在送达环节发现被告难以联系，并未简单转入公告送达，而是通过社区渠道与被告亲属取得联系，逐步建立起有效沟通路径。
在此基础上，工作人员围绕争议焦点开展释法明理，引导当事人回到依法、理性解决的轨道。
调解过程中，针对双方关切的核心问题，进一步细化拆除范围、期限与标准，并对履行进度持续跟进，推动“口头承诺”转化为“可执行的具体方案”。
最终，被告按约拆除涉案构筑物并完成清理，原告现场查验后认可处理结果，向法院申请撤诉。
纠纷在开庭前得到化解，实现了隐患及时消除、关系修复与成本降低的综合效果。
前景：随着城市更新推进和存量小区治理任务加重，楼顶平台、外立面、公共通道等公共部位的使用争议仍可能发生。
治理此类纠纷，需要形成“源头预防—前端处置—多元化解—司法兜底”的闭环：社区和物业应强化公共空间管理与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并劝阻违法搭建；相关部门可通过普法宣传、规范指引与联合执法，降低“先搭再说”的冲动；司法环节则可进一步发挥先行调解、释法明理和履行督促的作用，推动矛盾在诉前、庭前实质性解决。
实践表明，抓住送达、沟通等关键节点，把工作做在前面，既能减少程序性消耗，也有助于在法律框架内实现更具社会效果的治理结果。
这起看似普通的邻里纠纷案，折射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命题。
当司法服务从被动裁判转向主动治理，当矛盾化解从"对簿公堂"转为"握手言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案正义的实现，更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生动实践。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这种既有法治力度又有人文温度的解纷模式，值得深入总结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