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一家三口，在观塘，挤住在一间8500元租金的㓥房里。房子只有200呎，也就是说，这对三口之家差不多是把整间屋子连同天花板一起租下来了。疫情前，王先生在酒楼做点心师傅，收入还能勉强支付这个租金；疫情来了，餐饮业受到了巨大冲击，酒楼关门了，他也只能放无薪假。在这种“手停口停”的生活里，一家的积蓄正被这个沉重的房租一点一点地掏空。虽然他还在排队申请公屋，但还没排到第三年就无法领取租屋津贴，这让他的处境更加艰难。如果再失业，只能退租更便宜的、环境更差的“棺材房”。王先生的儿子正在读中二，每天上网课都得“挂”在上格床板上，弯着腰才能看清屏幕。这狭窄的空间不仅压缩了儿子的学习效率，还让弟弟在备考时不得不学会在摇晃的铁架旁边保持注意力。父子俩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搬进公屋，让儿子拥有哪怕只是一张书桌的独立角落。公屋联会会长王坤指出，香港公屋轮候时间之所以飙升到六年之久，主要是因为早年的土地开发几乎停滞不前。现在需求爆发了，但供应却完全跟不上脚步。他提醒说，基层的住房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未来发展。不能再用“经济一差就削减供应”的老一套做法来处理了。他呼吁下任特首给出一个新的时间表：如果不能回到“三年上楼”的承诺上，至少要画一个可以量化的路线图，让申请人看到希望。“一张床也是尊严问题。”王坤强调说，“虽然缩短轮候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如果政纲里写上‘缩短轮候’，就能看出谁真正关心这个问题。” 对王先生一家、对阿龙、对所有仍在等待公屋的香港人来说，一张属于自己的床和一个安心学习的房间不仅仅是住房需求。更是对城市未来的一份信心和投票。回到1999年那个时间点再看今天的香港住房问题，六年的等待时间已经成了常态。“要等六年才能上楼”，这句话现在又被官方数据喊响了。房委会最新的统计显示公屋平均轮候时间已经突破了六年大关。这不仅打破了过去23年的记录，也让“三年上楼”的承诺变成了历史。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城市里时间被金钱化了：一个四口之家苦苦等了五年还没有结果；大专的弟弟只能和姐姐挤在上下两层的铁架床上睡觉；另一户住在㓥房的家庭三口人只能挤在一张碌架床上过日子；“就算是凶宅也得考虑”的无奈声音已经成为基层住屋困境的真实写照。 公屋联会会长王坤提醒说基层住屋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他指出这次轮候时间飙升的根源是“早年土地开拓几乎停摆”。他呼吁下任特首给出新时间表：是否继续坚守“三年上楼”的目标？如果无法回到这个目标上，至少要画出可量化的路线图让申请人看见终点线。基层民众希望看到实实在在的改变和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口号和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