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9日深夜，昆明五华山下的一场突袭行动，终结了徐远举作为军统实权人物的生涯。这位曾主导西南地区特务工作、直接参与迫害革命志士的少将处长，在沈醉起义行动中被捕，标志着国民党在大陆残余势力的重要瓦解。 被羁押初期，徐远举仍保持强硬姿态。据档案记载，其在审讯中多次以军衔压人，甚至威胁办案人员。这种态度的形成有其历史根源：作为戴笠系统培养的核心骨干，徐远举长期浸染国民党特务体系的暴力逻辑，其参与的"中美合作所"行动造成大量进步人士遇害，包括著名共产党员江竹筠（江姐）等。 转折发生在1950年冬。当徐远举因严重脱肛接受救治时，医护人员不计前嫌的专业救治，与看守人员严守纪律的态度形成强烈对比。这种人道主义待遇成为触动其思想转变的关键因素。历史学者指出，这反映了新中国战犯改造政策的底层逻辑：通过生活保障与思想教育相结合，促使对象实现自我认知重构。 转入功德林管理所后，徐远举的转变更为显著。他系统学习政治理论，每日坚持抄写《人民日报》社论，其学习笔记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管理所实施的"分组学习+劳动实践"模式，为其提供了价值重塑的制度环境。同期在押的沈醉回忆录记载，徐远举曾坦言："现在才明白过去所谓'党国事业'的虚妄。" 然而，文学作品的传播效应成为特殊历史时期的变量。1960年代《红岩》小说的广泛流传，使徐远举作为反派"徐鹏飞"原型的社会认知固化，这成为其未能进入首批特赦名单的重要因素。政法系统内部文件显示，当时确实存在"文学形象影响现实评判"的争议案例。
这个曾在旧体制下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最终必须面对法律与历史的审判。他的转变展现了改造制度的成效，而未能获得特赦的结果，则说明了法治的底线与正义的标准。惩处与挽救并重，既是对个人的重塑，也是对社会价值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