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物现状：镇寺之宝重回公众视野 2004年9月，国家文物局与国家宗教局联合组建专项考察团，前往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街子清真寺，对寺内珍藏的手抄《古兰经》开展实地鉴定，并提出保护方案；这是该文物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接受较为系统、严格的学术审查。 该手抄本分上下两部，共30册，置于两口木箱内。全经原有867页，现存866页，首页已佚。每页44厘米×34厘米，整部重12.515千克。封面用料讲究：部装封面疑为犀牛皮压制，压花纹路清晰；册装封面为解放后加装的天蓝色丝绸，庄重而雅致。纸张历经数百年仍未见明显脆化或碎边，保存状况较好。 1954年，该经书曾赴叙利亚参加国际展览，被与会专家评价为“今世少有的珍本”。2014年，国家文物局拨付专项资金150万元，启动系统性保护工程。 二、历史溯源：一部经书的千年迁徙 据撒拉族口传史料，其先祖“撒鲁尔”属乌古斯部，源出古中亚土库曼斯坦马雷州撒尔赫斯一带。元代，先民东迁入华，以白骆驼驮载这部《古兰经》，途经撒马尔罕，辗转进入青海循化定居。相传途中白骆驼卧地不起，化而为石，后成为族群图腾；经书则被视为民族历史与信仰的核心，世代珍藏至今。 此口传叙事带有传说成分，但与文物可能的地理来源、书写风格及迁徙路线等线索相互印证，具有一定历史参考价值。 三、年代考证：四条线索锁定抄写时间 考察团从书体、技艺、路线与点符四个上，对手抄本的抄写年代进行综合研判。 书体方面，经文字体与阿拉伯书法中的“木哈盖格”体最为接近。该字体约阿拔斯王朝布韦希时期（约11世纪）成型，因此可将抄写年代下限推至11世纪之后。 技艺上，全书笔锋流畅、行距均匀、转折干净，显示出高超的书写水平，与阿拔斯时期的书法传统较为契合。史料记载，“书法三杰”之一伊本·班瓦卜一生抄写64部《古兰经》，现存仅两部，分别藏于都柏林与伊斯坦布尔。循化这部手抄本与该书法传统是否存直接关联，仍需更研究。 路线上，口传迁徙路径为土库曼斯坦出发，经撒马尔罕入华。若抄写者不熟悉中亚至波斯湾一带的文化与书写传统，难以完成如此成熟的抄写工艺。有关线索将经书可能的书写地点大致限定中亚至波斯湾区域。 点符上，正文墨色较沉，点符墨色较浅，二者在笔迹协调性上存在差异，初步判断点符为后期补加，并非一次誊写完成。结合点符在伍麦叶王朝时期才逐渐普及的史实，可进一步支持该手抄本成书于阿拔斯时期或之后的判断。 综合四条线索，考察团给出初步结论：该手抄本抄写年代上限可推至11世纪后约百年，距今约900至1000年。专家同时指出，该判断仍属阶段性结论，未来如能采用碳-14测年或纸张微观分析等手段，年代有望进一步精确。 四、文化价值：双重身份的历史意义 这部手抄《古兰经》的价值不仅在于其稀缺性，更在于其承载的历史信息与文化意义。 从民族史角度看，它为撒拉族“白骆驼石化”等口传记忆提供了重要的实物参照，是族群认同与信仰传承的重要载体。从迁徙史角度看，它反映出撒拉族先民在元代迁徙过程中对经书的珍视与保存，使其成为随迁徙延续的精神凭证。从文明交流史角度看，它为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传播提供了直观物证，显示这条古道不仅促进物质贸易，也包含着信仰与知识的流动。 作为中国境内现存最古老的《古兰经》手抄本之一，该文物为理解中华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具有突出的学术与文化价值。 五、保护举措：科技与传承并举 目前，150万元专项资金已用于去酸处理、纸张加固、微环境调控以及数字化影像备份等基础保护工作。下一步，主管部门计划建立“循化撒拉族手抄《古兰经》数据库”，并推动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名录，以提升该文化遗产在国际层面的关注度与保护水平。
这部千年《古兰经》手抄本不仅为撒拉族的历史与信仰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也为研究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提供了关键线索；对其持续保护与传承——是对历史的珍视——也是对未来的责任。借助现代科技，我们得以更清晰地保存与理解这份跨越千年的文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