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经济加速赋能实体产业的大背景下，农业生产组织方式、经营模式和市场连接方式正发生深刻变化。
对于山地特色明显、农业经营主体多元的贵州而言，推动农业现代化、做精做优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关键不仅在于“技术下乡”“设备下田”，更在于“人才进村”“能力到户”。
省政协委员郭长睿在接受采访时指出，高质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加快培育数字“新农人”，以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带动农村产业提质增效，并为贵州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拓展新的增长空间。
问题层面，当前农村数字化转型仍面临三方面掣肘：其一，农村数字人才供给偏紧。
留在乡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群体中，部分农民年龄偏大，数字基础薄弱，学习新技术的意愿与能力相对不足，难以满足电商运营、数据化管理、智能农机应用等新需求。
其二，常态化技术支持不足。
农业生产经营中遇到的网络应用、平台操作、设备维护、数据采集等问题，缺少稳定的就近服务力量，导致“会用一阵子、不会用就放下”现象时有发生。
其三，培训体系仍需完善。
培训内容与生产一线实际痛点衔接不够紧，师资结构以外部专家为主，培训形式相对单一，后续跟踪指导不足，实践平台建设与使用效率有待提升。
原因层面，上述问题既有结构性因素，也有机制性短板。
一方面，农村人口结构变化与人才外流叠加，导致“懂农业又懂数字”的复合型人才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数字技术迭代快、应用场景多，单次培训难以覆盖长期需求，若缺少“培训—应用—反馈—再提升”的闭环机制，农民很难把数字能力真正转化为稳定生产力。
此外，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平台服务体系与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不一，也会影响数字工具落地效果，使得培训与应用容易出现“两张皮”。
影响层面，数字“新农人”不足不仅制约农产品上行效率和品牌培育，也会影响农业生产管理的精细化水平。
数字工具本可在种养环节实现降本增效，在流通环节扩大市场半径，在管理环节提升风险预警与质量追溯能力；若缺少相应人才支撑，设备难以用好、数据难以用活、平台难以运营，农村数字经济潜力就难以充分释放。
同时，若地区之间、群体之间数字能力差距扩大，还可能带来新的发展不均衡，影响共同富裕基础的夯实。
对策层面，郭长睿建议从规划引领、示范带动、服务下沉和体系优化四个方向发力。
首先，制定贵州省“数字新农人”培养规划，完善政策支持，分阶段提升具备数字能力的“新农人”比例，使人才培养与乡村产业布局、县域主导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方向相衔接。
其次，打造各级数字“新农人”示范点或工作室，通过可复制、可推广的增收增效案例，让农民直观看到数字化带来的收益与变化，增强学习动力与应用信心。
再次，建立长效服务机制，培育本地“数字技术员”队伍，就地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数字化问题；在条件成熟地区探索成立数字农民合作社或相关组织，促进资源共享、经验交流与协同发展。
最后，完善分层分类培训体系，面向青年农民、合作社负责人、普通农户等不同群体设计差异化课程，形成符合当地实际的规范化课程包，提升培训内容与实操需求的匹配度；创新学员选拔机制，将来自农村的高校学生、中职学生纳入培养体系，对表现突出、应用效果好的学员开展深度培训，并在其中培养本地化师资，逐步形成“本地人教本地人、实践中带实践”的可持续路径。
前景判断，随着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推进、农村电商与冷链物流持续完善，以及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提升，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链中的渗透将进一步加深。
未来一段时期，数字“新农人”有望成为连接生产端与市场端的关键纽带：一头推动标准化、绿色化、品牌化生产，一头对接平台化销售、订单化组织与精细化运营。
通过制度设计与持续投入，贵州有条件在山地特色农业领域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的数字化转型模式，既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也为数字经济发展拓展更广阔的应用场景。
数字"新农人"的培育，不仅是解决农村人才短缺的现实需要，更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选择。
贵州作为数字经济发展创新区，应当抓住这一机遇，将农村数字人才培养作为重点工作，通过规划引领、示范带动、机制创新、体系完善等举措，加快培育一支懂技术、会经营、能创新的数字"新农人"队伍。
唯有如此，才能让数字技术真正成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发展的有力支撑，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